原告：卫春英

被告：卫青洁、卫京顺

被告代理律师：苏佳音律师

（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案例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在遗产继承案件中，很多当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误区：“当年说好了”、“白纸黑字写过”、“大家都同意过”，就等于一劳永逸。

但现实往往是，时间在走，房价在涨，家庭关系在变化，原本看似稳妥的安排，反而成了争议的起点。这起发生在北京东城区的继承纠纷，正是一个典型样本。它涉及重组家庭、家庭协议、房产大幅增值，也涉及法院如何在“约定”与“公平”之间作出取舍。

01.案情介绍

许雁玉与吕连启于1978年结婚，是一段重组婚姻。许雁玉带着三个孩子：大女儿卫春英、二女儿卫青洁、三儿子卫京顺；吕连启则只有一个独女：吕小慧。这对再婚夫妻没有共同的子女，两家人聚在一起，组成了新的大家庭。

1994年，许雁玉用积蓄买下了东城区这套建筑面积近80平方米的公有住房，1998年，房屋正式登记在许雁玉一人名下。

2003年，家庭面临第一次重大利益分配。吕连启在西城区的公租房面临拆迁，可获得近30万元补偿款。为明确财产归属，避免纠纷，许雁玉与吕连启于2003年11月签署了一份《证明》，约定：“西城住房产权由吕连启子女继承，东城区住房产权由许雁玉子女继承。”

时间来到2009年，家庭内部再次面临房产安排。此时，许雁玉年事已高，三个子女坐在一起商量母亲百年后的房产归属。一份特殊的《协议书》就此诞生：“该房产由老大卫春英一人继承，作为补偿，老大卫春英付老三卫京顺40万元，付老二卫青洁20万元。”但协议还有关键的后半句：“若将来此房遇到拆迁改造，价值超出100万元部分，仍由三人平均分配。”

2024年，北京的房价已翻了数倍，这套老宅的价值远超当年协议中设定的100万元，当老大卫春英试图通过公证继承将房屋过户到自己一人名下时，矛盾彻底爆发。

老二卫青洁、老三卫京顺认为，2009年的协议只是对“100万元以内”价值的临时安排，如今房屋价值已远超此数，他们应恢复每人三分之一的份额。协商无果后，老大卫春英将老二卫青洁、老三卫京顺及吕连启的女儿吕小慧一同告上法庭。

老二卫青洁、老三卫京顺找到北京诵盈律师事务所应诉，律所委派苏佳音律师代理本案。

02.案件焦点

1. 2003年《证明》的性质与效力：这份夫妻间的财产约定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？能否据此排除吕连启之女吕小慧对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权？

2.2009年《协议书》的真实性及适用范围：该协议究竟是对子女之间全部房屋产权的最终分割，还是仅针对“100万元以内”价值的特定安排？在房屋价值大幅增值后，应当如何适用？

03.办案经过

面对原告老大卫春英提出的“房屋应由其一人继承”的诉讼请求，作为被告代理律师，苏佳音律师迅速梳理证据体系，围绕协议效力、意思表示与公平原则，制定了递进式应诉方案。

第一，从形式入手，质疑2009年协议的真实性

苏律师在审查证据时注意到，2009年《协议书》在形式上存在明显疑点。我方当事人手中的协议原件中，均未见母亲许雁玉的签名；而老大卫春英提交的唯一一份“有签名协议”，其签名字迹潦草，难以辨认。庭审中，苏律师当庭提出质疑：“一式三份的家庭协议，为何只有原告持有的那一份有母亲签字？其余两份均无签名？”同时，老大卫春英曾陈述母亲当年“写不好字，没有签名”，这一说法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明显矛盾。基于此，苏律师明确主张：我方已提交无签字协议原件，完成初步举证责任，关于签名真实性，应由原告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。

第二，即便协议成立，其效力也有明确边界

在论证路径上，苏律师采取了“退一步讲”的策略。即便法院认可2009年协议真实有效，其适用范围也不能被无限扩大。协议中明确写明：“若将来此房遇到拆迁改造，价值超出100万元部分，仍由三人平均分配。”苏律师指出，该条款并非附加说明，而是协议的核心内容，反映了当年三兄妹对房产价值的基本预期。“协议应当整体理解，而不能选择性适用。”苏律师当庭陈述，“老大卫春英支付60万元，对应的是当时约定的价值范围，而非对整套房屋所有权的彻底处分。”

第三，以原告自认材料反证其独占主张

庭审中，苏律师提交了老大卫春英于2024年亲笔出具的《承诺书》，其中写明：“房屋过户到我名下之后……如能将房屋变现，我保证你们二人每人有一份钱。”苏律师指出，这份承诺恰恰说明，即便在老大卫春英本人认知中，两位被告对房屋仍然享有权益。该承诺与2009年协议中关于“超出部分共有”的约定相互印证，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真实共识。

提出公平合理的替代方案

在反驳原告诉求的同时，苏律师也向法庭提出了现实层面的综合考量因素。一方面，老大卫春英已在涉案房屋中持续居住16年，实际享有居住利益；另一方面，老三卫京顺因配合搬出，在外租房长达16年，承担了持续性的生活成本。此外，60万元补偿款在2009年或许具有合理性，但已无法对应当前房屋的实际价值。这些因素，均应在分割比例中予以综合考量。基于此，苏律师明确提出被告方的诉求：涉案房屋应由三名子女按份继承。

04.判决结果

经北京市东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，作出如下判决：

1.房屋由三人按份继承，其中老大卫春英继承60%的份额，老二卫青洁、老三卫京顺每人各继承20%的份额。2.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

05.律师解读

从表面上看，法院判决与被告方主张的份额存在差距。但从案件实质而言，该判决体现了法院在复杂继承纠纷中的综合平衡。

第一，原告“独占房屋”的诉求被彻底否定。老大卫春英最初诉求是房屋归其“一人继承所有”，这意味着其他二人的份额可能归零。最终判决明确确认了二人各自20%的产权份额，这是从0到有的本质区别。

第二，法院对2009年协议作出了符合现实的时间性解读。并未简单认定“支付60万元即取得全部产权”，而是结合当时房屋价值背景，将其理解为阶段性安排。

第三，公平原则在继承纠纷中的灵活运用。判决书明确写道：“在综合考虑《协议书》的约定、老三卫京顺当时的居住情况、房屋增值、老大卫春英已支付价款及其资金占用情况、老大卫春英已居住涉案房屋多年等因素上，基于公平原则酌情分割。”这与被告方的应诉思路高度一致。

第四，按份共有的法律意义不容忽视。20%的产权份额，在法律属性上与更高比例并无本质区别。未来无论房屋出售或拆迁，均依法享有相应权益。

06.案件总结

《礼记》所言：“情者，理之所由生也；理者，断情而后明也。”

法律所做的，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在现实中寻找边界。这起持续一年多的继承纠纷，最终以一份并非“皆大欢喜”，却足够理性的判决收尾。在复杂的家事纠纷中，法律并不追求完美的情感答案，而是努力在现实冲突中，为每一份历史权利留下位置。

对当事人而言这场诉讼的意义，不止于20%的产权份额，更在于一个被确认的原则：承诺不应因时间而失效，共识不应被单方改写。而这，正是法律介入家庭纷争时，最重要、也最克制的价值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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